昭阳区新林村土地流转“一石二鸟”12万元开启新模式

最后，特定征用关系中的征用主体和征用对象是动态的。

然而，这正是令法律史学者倍感为难之处。因此，对于当代的德国人来说，真正值得纪念的并非这一部魏玛宪法，而是德意志民族一脉相承、历经磨难却又颠扑不破的宪法传统（Verfassungstradition），或者说，是一部在精神气质和思想内涵上始终保持着一贯性的德国宪法史（Verfassungsgeschichte）。

1922年6月24日，犹太裔的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遭到右翼的暗杀。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这三国的宪法立足于一个基本相同的出发点：既然所有的恶都来自于不受限制的权力，那么人就应该成为国家的目的，而不是相反。因此，回溯这一问题特别凸显其价值的那些非凡的时代，例如魏玛时代。因此，法律史学者需要去思考的，便是如何在历史具体和理论抽象之间，在短时段的偶然性与长时段的必然性之间，在体现意义的事实与作为事实的意义之间，做一个妥善的权衡。正如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曾指出的那样，《魏玛宪法》和《俾斯麦宪法》之间极为显见的对立，即‘总统取代‘皇帝，不仅标志着君主制国家形式向共和制国家形式的转化，而且还因此揭示了过去和现在的宪法之间的一个几乎同样重要的区别。

作为持中左派立场的代表人物，普罗伊斯在很多场合都力主拆分普鲁士，以及在普鲁士与德意志之间划清界限，因此普罗伊斯不会希望Reich一词勾起人们对于普鲁士霸权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这一文化地理概念的独特性就来源于工业革命对人类生活状态带来的整体性影响，凡是在这一世代没有被工业革命波及的地方，比如俄国，便不能被严格地视为西方。以1845年已通车的29条线路为例，其中的22条线路由私营铁路公司投资修建并负责运营，仅有7条线路属于国营铁路。

不仅如此，名义上的一个全新的德国甚至不得不从旧的政府和军队之中寻找其代言人。由于事实优先这一逻辑在德意志文化传统中的强势存在，不仅那些站在反实证主义立场上的知识分子一味强调国家之于宪法的先在地位，对于某些实证主义者来说，例如耶利内克，也很难做到无视现实的力量，因而不得不以某种沉默不言的态度承认国家之于宪法的先在地位。因此，那种把魏玛宪法完全视为一部尾随着政治事实而被动形成的描述性宪法，进而把魏玛德国与之前的普鲁士德国以及之后的纳粹德国等而视之的观念，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魏玛德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以束手待毙的姿态走向崩溃。

20世纪末重新统一起来的德国无可置疑地属于西方集团的一员，但这并不意味着19世纪的德国也当然地具有同一性质。对于国家来说，他曾经显赫的历史变成了一个无比沉重的负担。

作为一个例证，魏玛宪法就是一个由历史偶然性拼接出来的相当潦草的作品，它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一战中的全面失败联系在一起，从开始酝酿到颁布生效一共只经历了不到1年（1918.12—1919.8.11）的时间。凡是适合于最大范围内的国家铁路管理方式也必将适用于小规模的管理。相比之下，19世纪末的德国人花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翘首企盼《德国民法典》，一部理性大全的问世。这是一个对于事实优先的逻辑的全新表述，它以对现实变动的规范性承认为原则，显然是对法律在权力和政治面前的无力性的一种强调。

这无异于向世人表明，普鲁士及其主导之下的第二帝国在新德国的宪法中依然保留着一定的合法地位，那么，出现国名中的Reich一词所蕴涵的历史连续性也就不仅指向1849年，而且同样指向1871年。然而，囿于时代的局限，格贝尔仅能把国家法的现实基础设定为各邦国之间的同盟，这就好比要在松软的沙滩上搭建高楼。而同样是这样一批德国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对于魏玛时代的到来几乎完全是始料未及的，更谈不上有什么美好的期待。随着一战的局势渐趋明朗，德国的重要城市接连爆发了苏维埃式的革命运动，德皇威廉二世于1918年11月28日被迫签署退位声明。

对此，普罗伊斯无奈地承认，宪法第3条的规定标志着新德国同时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可以说，普鲁士力量的坍塌给德国带来了真正的国家危机：一直被视为规范（法律）之效力前提的事实（国家）发生了相当严重的缺损。

尽管不同时代的德国人对于Reich一词可能有着不太一致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政治术语的帝国已经被使用了超过一千年的时间。柏林十一月革命期间，李卜克内西号召将一切权力收归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所有，他站在皇宫的阳台上宣布建立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freiesozialistische Republik Deutschland）。

不过，也只有在国之不国的状态下，事实优先的逻辑才能被打破，宪法才能被赋予超越国家的先在性，因为在事实上处于不完整状态的国家恰恰需要通过一部新的宪法来填充自身欠缺的诸多要素。在普罗伊斯的改造之下，脱离君主制的Reich更像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应当承认，把规范与事实区隔并对立起来是有意义的，尤其对于法学获得超拔和独立的地位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国家法理论虽然因为魏玛宪法的颁布暂且获得了新的现实基础，但是魏玛政府自1923年就开始逐渐丧失对于国家的实际控制能力，这导致事实优先的逻辑在国家法领域重新成为主流话语，并在纳粹时期以生活的胜利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例如，第一个故事中的1849和1871，第二个故事中的李斯特和俾斯麦，第三个故事中的事实与规范，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两相对应的结构。最后，必须承认，本文虽然努力通过还原历史语境的方法解读魏玛宪法，却仍旧无法避免一头栽进二元论的窠臼，即试图通过建立某种固定的思维框架达到简化历史认知的目的。

至1871年第二帝国宪法颁布之时，德意志终于在形式上完成了民族统一的事业，与此同时，覆盖全国的铁路网也已经初具规模。以萨维尼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将德国法的历史渊源诉诸于罗马法，并且认为，值得在法律规范中保留下来的并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中一直相对稳定地传递下来的结构性要素。

这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事实。但是，在德国，Reich一词又不可能被Nation取代，因为后者缺乏必要的文化纵深感，毕竟，它无法像Reich那样唤起德国人关于民族统一的历史记忆。

例如，凯尔森在魏玛德国与第二帝国的连续性问题上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指出，正因革命行动破坏了旧法统，一个新的基本规范才能生成，一个新的国家也才能由此形成。例如，对于中右来说，他们一方面希望适当地压抑普鲁士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主张延续普鲁士在德意志的优势地位，因而蕴涵在Reich一词中的两重历史连续性都存在重要的实用价值。

铁路网作为唤起民族精神、滋养民族精神、增强国家的防御力量的手段，对于我们德国人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远远超过对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价值。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个享有独立政治地位的邦国或自由市都按照自身的利益来规划和筹办铁路，而后又把从铁路中获取的收益用于抵制民族国家的统一进程。然而，这正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回顾历史，黑、红、金三色旗在1848年法兰克福第一届国民议会上首次被确定为代表整个德国的旗帜，其中黑、金两色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常用的旗帜配色，代表着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传统，介于黑、金两色之间的红色则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意味着德意志民众对于自由的追求。

魏玛宪法并未对这场论辩做出正面判定，但其中事无巨细的规定似乎流露出一种态度：任何已经发生的事实都可能具有规范性，但只有那些经过规范化的事实才能真正地成为对未来发生影响的有效果的历史（Wirkungsgeschichte）。不仅如此，在拉班德之后，事实优先的逻辑还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从1871年开始，由普鲁士主导的第二帝国同样使用了这一国名。而后，带有革命宣言性质的宪法，无论是不是以宪法典的形式表现出来，都试图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框架，以便消除旧有弊政残存的影响，并且抵御其复发的可能。

每一个法学研究者几乎都会在他所耕耘的那片园地看到法律规范投射到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的映像。或是从宗教史的视角出发，以魏玛宪法第137条关于政教关系的条款为中心，探讨德国在历史上如何处理人们朴素的宗教情感与宗教分离主义之间的关系，等等，那么我们将对这样一部时代百科全书的复杂性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但是，目的法学（Zweckjurisprudenz）明确反对这种倾向，并且指出，法律无法避免受到目的（Zweck）的支配，而目的并不能来自于规范体系的内部，这相当于再次强调了事实优先的原则。这导致魏玛宪法即使在颁布生效之后，关于国家根本属性的问题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且不得不频繁地面对来自于不同立场的解释者们的挑战。然而，想要踏出这历史性的一步也着实不易，原因在于，第一，国内各政治派别、宗教团体以及地方势力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存在重大的分歧。因此，在凯尔森看来，魏玛宪法不仅意味着新、旧两个德国的彻底分离，而且意味着国家的基础已经由现实中的权力切换为合法性的标准，这恰好与英、法、美等内生型的西方国家对于革命意义的理解相吻合，也与1949年《基本法》对于宪法规范先在于政治事实的理论设定相吻合。

不过，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铁路大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显露出来。1871年之后，德意志在普鲁士的主导之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国家不仅成为政治上的客观实在，而且借助第二帝国宪法中的帝国（Reich）概念获得了规范层面的意义。

除此之外，相当数量的民众在感情上并没有把普鲁士当成引发战争的祸首，而是仍然将其视为带领德意志民族走向统一的功臣。1920年3月13日，因不满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自由军团在柏林发动卡普-吕特维兹政变（Kapp-Lüttwitz Putsch），尽管仅存续了四天，但是激进的新政府宣布撤换黑、红、金三色旗，而将黑、白、红三色旗作为国旗。

本应据以制宪的那个新的政治事实恰恰就是：并不存在这样的政治事实。这意味着，在这个所谓的单一网络中，德国其他地区的铁路与巴伐利亚的铁路之间仅仅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系。